贾鲁河，河南境内除黄河之外最长、流域面积最广的河流。

　　贾鲁河畔，有小镇名吕潭镇，明清数百年间，是豫东和皖北著名的水陆码头,舟车辐辏，商旅云集。

　　清末，镇上有间吉家茶馆。1895年10月18日,吉家大儿子出生，他小名恒立，字世五。这一年，不是个好年头，清廷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无论国家还是老百姓，日子都艰难。

　　吉姓少年6岁丧母，为帮助父亲养家糊口，他啥活儿都干。14岁，少年到扶沟县的银匠铺、杂货行当学徒，备尝社会底层的苦难。18岁时，身高已经1.8米多，他到河南郾城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每天晨练，冯玉祥常问：“兄弟们，我们是谁的军队?”通常众人齐呼：“我们是老百姓的军队!”偏有一日，冯玉祥发问时，出现了“不和谐音”，吉姓青年大喊：“我们是洋人的军队!”

　　冯玉祥震惊。吉姓青年说：“信洋人教，听洋人话，替洋人打仗，为啥不是洋人军队?”冯再问：“你这小子，不怕洋人吗?”青年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为啥要怕洋人?”

　　冯玉祥赞赏其胆识。不久，冯玉祥成立军校性质的学兵连，吉姓青年被选中。22岁，他成为手枪连连长，从此开始了他戎马倥偬的人生。

　　他，就是吉鸿昌。

　　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评价吉鸿昌时说：“吉鸿昌同志由旧军人出身，后来参加共产党，牺牲时很英勇，从容就义，很有必要把他的事迹出书。”

　　“2009年，吉鸿昌被评为‘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4年9月，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扶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马昭才介绍说。

　　小镇上走出的将军，一生可歌可泣。

　　◎﹃投错了门路，就要拔出腿来﹄

　　在扶沟县，有座吉鸿昌将军纪念馆。主馆内，共有3个展厅介绍吉鸿昌事迹。其中，用了相当多篇幅展示了吉鸿昌作为旧军人，探索为国为民之路的艰难。

　　1925年5月，吉鸿昌因智勇双全，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再度升迁。在此期间，他认识了中共党员宣侠父，开始接触革命思想。

　　1927年，吉鸿昌升任冯玉祥部第19师师长，宣侠父将一批共产党员派进吉鸿昌的部队。1930年11月，中原大战结束，失败的冯玉祥通电下野，他的西北军被蒋介石收编，吉鸿昌面临抉择。

　　蒋介石为笼络吉鸿昌，任命他为22路军总指挥，命他带兵屯驻豫东南潢川一带。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次“围剿”，吉鸿昌奉命攻打鄂豫皖苏区。

　　吉鸿昌的军队号称“铁军”，以能打仗著称，而遇到装备简陋的红军却连吃败仗。吉鸿昌作为职业军人，很震动。他化装来到苏区，四处访察，眼前的景象让他受到震动，军爱民，民拥军，他从未见过这样欣欣向荣的地方。

　　苏区归来，他在记事本上写下“顿开茅塞”四个字，还写下一句话：“投错了门路，就要拔出腿来!”

　　接受上海地下党安排，他又化装成小贩进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访察。所见所闻，令他陷入深深思索。

　　正如他在《环球视察记》序中所言：民国成立二十一年来，无岁不战，无地不战，民众固极痛苦，官兵亦多牺牲。我也曾摇旗呐喊，身经百战。除躬亲受伤多次外，我的弟弟已战死，我的胞侄已战死，我的最亲爱而可怜的袍泽(指军中同事)，因参加战役而死伤者，亦以万数。然一问偌大高价所买何物?实仅不过“内忧外患，愈逼愈紧”八字馈遗后死者享受。我除了无限悲伤外，还有什么可说?

　　他渴望新生，他感叹：“我出身行伍，戎马半生，身上受轻重伤20余处，但这些血都不是为了工农大众所流，而是为军阀流了!前半生已矣，后半生当直追。”

　　一经觉醒，他从此按兵不动，22路军与苏区红军进入无协议的罢兵休战状态。之后，蒋介石屡催吉鸿昌进攻红军，但他消极执行。搪塞不过，就和红军共演“围剿”戏糊弄蒋介石。

　　当时苏区有民谣唱道：“吉军一来到，红军喜得笑;先丢机关枪，再扔盒子炮。吉军来打仗，对天放空枪，走时丢武器，送给共产党。”

　　蒋介石于1931年8月，将吉鸿昌解除军职，逼迫他“出国考察”。1932年2月吉鸿昌考察归来，回到上海，迫不及待地联系党组织。《聂荣臻回忆录》记载：“吉鸿昌同志也是这时候与我们取得联系的。吉鸿昌当时是西北军的军长，是个爱国主义者，主张抗日，反对内战。党派刘仲华同志通过邓宝珊先生与他取得了联系。一九三二年他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三四年不幸被捕牺牲。”

　　◎﹃恨不抗日死﹄

　　郑州烈士陵园内，有吉鸿昌将军墓地。墓是长方形，墓前有方形汉白玉墓碑，碑正面镶嵌烈士瓷像，吉鸿昌形象儒雅亲切。墓碑背面阴刻烈士生平简介，并附有他就义前的诗作。

　　吉鸿昌于1934年11月24日，在北平英勇就义。他的夫人胡洪霞将他的遗体暂厝北平市宣外长春寺。翌年春，党组织派专人将他的灵柩运回吕潭镇安葬。1964年,迁葬郑州烈士陵园。

　　吉鸿昌从入党到就义，共两年时间。一个旧军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长为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

　　1933年，吉鸿昌接受冯玉祥指令，筹划创建“抗日同盟军”。吉鸿昌命令王崇仁去北平买手枪、子弹和电台，并交给他10000元现款。事后，王崇仁才知道，这是吉鸿昌变卖家产筹集的。

　　抗日同盟军出发前，吉鸿昌集合官兵，作动员讲话：“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半壁河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扶危!”官兵群情激奋，呐喊声声震山岳。

　　1933年7月9日凌晨3时，抗日同盟军打响了进攻多伦的战役，将多伦城重重包围。

　　吉鸿昌制定了“里应外合”的攻城计划，派40人化装进城做内应。“吉鸿昌光着膀子，手提大刀和手枪，冲在敢死队最前边。”《吉鸿昌》书中记载，“7月12日，经数昼夜激战，光复塞北重镇多伦城。”

　　收复多伦，震惊中外。冯玉祥奖赏吉鸿昌部大洋5万元，发电报嘉勉：“我官兵壮怀奇节，奋不顾身，克复名城，壮色山河，增光民族……”章太炎发表讲话：“近世与外国交战，获胜有之，地虽一寨一垒，既失，则不可复得矣。得之，自多伦始……”

　　之后，吉鸿昌在察哈尔一带坚持抗战，决意“誓死救国”。但在日蒋联合绞杀下，“抗日同盟军”失败。吉鸿昌辗转天津、上海等地，继续从事抗日工作。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国民饭店秘密开会时，遭特务行刺，受伤后被捕。11月22日，他被押解到国民党北平陆军监狱。

　　何应钦亲自组织了对他的“军法会审”，吉鸿昌面对严刑，侃侃而谈，解衣示身上刀痕，诉说抗日决心。

　　蒋介石命令将吉鸿昌等人处死。吉鸿昌面对“立时处决”命令，镇定自若，向敌人要了纸墨笔砚，写下三份遗嘱。其中，他给妻子胡洪霞的遗嘱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

　　殉难前，吉鸿昌从容走上刑场，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他对刽子手说：“我为抗日而死，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椅子来;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

　　当刽子手在吉鸿昌面前举起枪时，他扬眉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吉鸿昌牺牲后，宣侠父写悼诗：“面对敌枪弹，屹然如泰山。以死报国家，名垂宇宙间。”

　　王晓荣所著《国共两党与察哈尔抗日》一书中说：“察哈尔抗战，在吉鸿昌一生中是个引人关注亮点。吉鸿昌追求进步的精神，和拼命疆场率部抗日的行动，以及在国民党刑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说明他是一位永远值得后人纪念学习的抗日爱国将领和优秀共产党员。”

　　◎创办﹃豫东第一校﹄

　　吉鸿昌之女吉瑞芝撰文回忆父亲，吉鸿昌讲一口地道河南话，不抽烟不喝酒，最爱吃面条，打起仗来总是冲锋在前。但生活中的他，酷爱诗词、书法，一派儒将风范。

　　在吉鸿昌将军纪念馆，可以看到吉鸿昌的多幅诗文、题字等。他还著有20万字的《环球视察记》。他幼年只读过几天书，成长为儒将，来自他成年后的刻苦自学。

　　他少年遭遇失学痛苦，成年后，极重视家乡穷苦子弟教育。1921年，还只是个营长的吉鸿昌拿出仅有的100多块银元，利用破庙院作校舍，创办“吕北初级小学”。

　　吉鸿昌规定：凡入校贫穷儿童一律免费，书籍文具学校供给。为使更多贫苦子弟入学，他又在吕潭镇建立了新校舍。

　　1933年，不断扩大的“吕潭学校”(先后易名“吕潭完小”和“吕潭中学”)，其规模超过扶沟县立中学，号称“豫东第一校”。相关资料记载，“学校面积发展到300多亩，房子241间，教师80多名。并有校办农场和工厂(织毛巾、袜子等)”。

　　这所新型学校，有足球场3个，篮球场4个，网球场2个，脚踏风琴20架，图书12190册，仪器标本615件。共有31个教学班，在校生1500多人，吸引了豫东各县青年学生前来就读。

　　吕潭镇上，目前尚存吕潭学校旧址，已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学校旧址，现存建筑呈中轴线布局，建筑群坐北朝南，由南至北，依次是大门、大门东西配房、东西讲堂、中山讲堂等。大门足有一层半高，青灰砖砌筑，大门上方砌成拱形，装饰风格中外合璧，是民国时期建筑中比较常见的样式。

　　“别的几百间房，1938年黄河水泛滥时，都冲毁了。”81岁的何国治说。

　　吕潭学校旧址东侧60米处，是吉鸿昌故居。“吉鸿昌生在这儿长在这儿，他一心革命不置家产。1931年，吉鸿昌汇钱盖学校，没花完，管事的自作主张翻盖了吉家老房，吉鸿昌回来后还不愿意。”何国治笑言。

　　吉鸿昌故居，坐北朝南，为豫东传统四合院民居，原有瓦房22间，现存建筑由南到北依次有门楼、东西警卫室、将军住室等。

　　何国治看守这两处旧址30年，他有一肚子吉鸿昌的故事。

　　“吉鸿昌每年秋季都回来，会带走一些优秀学生去部队。他回来会亲自给学生讲课。”何国治说。吉鸿昌常给学校添置图书和实验仪器，还买了旧汽车带回学校，供学生学习掌握机械原理。

　　吉鸿昌对学校极为重视，派自己身边德才兼备者郝子固、马遐福等担任校长，高薪聘选有名望学者到校任教。

　　吉鸿昌将军纪念馆一处展柜内，珍藏着三张发黄的小纸片，每一张上，都用毛笔草草书写几十个字。这是吉鸿昌的三封遗嘱，一封写给妻子，一封写给弟弟，一封写给学校。

　　“与校书”写道：“欣农、仰心、慈博、遐福诸先生鉴:昌为时代而死矣……吾先父所办学校校款欣农遐福均悉，并先父在日已交地方正绅办理……属吕潭地方学校教育地方贫穷子弟而设款项皆由先父捐助，非先父兄私产也……”读之，令人泪下。吉鸿昌在生命最后时刻，所虑仍是学校前景，因担心学校财产发生涉私事件，还进行了周密安排。“他全然排除了私心，体现了共产党人博大无比的高尚情怀。”扶沟县文联原主席唐贵知说。

　　他就义后，吉鸿昌家人及族人，没人从学校谋私。学校有工厂有土地有资金，一直持续为国家培育大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