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在从达州到成都东的D5185次动车上，一名未能买到座票的八旬老人，被座位的主人“请”了起来。老人女儿恳请座位主人和老人一起挤一下，座位主人拒绝后，双方起了争执，座位主人觉得委屈哭了，老人女儿表示能理解对方的做法，但还是觉得应该帮一下。(据5月4日《华西都市报》)

　　近些年，在公交车、地铁、动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时常会因为“该不该让座”而引发争议，俨然成为一道难以破解的两难问题。其实，假如对此进行更深层次的追问，今后推进“制度化人文关怀”建设，或许才是破解让座难题的出路。

　　关于“该不该让座”，一个最为关键的障碍在于，当事各方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比如说，一名年轻人坐在座位上，而旁边站了一名老年人，其实外界并不能做出年轻人应该让座的结论。试想，假如这名年轻人正在发高烧，甚至比旁边的老年人更虚弱，还能仅仅根据其年龄轻，就推断他(她)应当让座吗?

　　与此同时，我们在研判“该不该让座”这个问题时，往往混淆了集体的义务与个体的义务，才使问题的讨论变得情绪化、复杂化。无疑，在一辆公交车、地铁或动车上，全部乘客所构成的一个集体，显然存在为老弱病残让座的集体义务。然而，具体到每一名乘客个体而言，就需要根据其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判断，包括身体状况、路程远近等因素。许多时候，引发“该不该让座”之争的根源，通常是将集体义务强加给了个体，从而造成了“道德绑架”的困惑。

　　事实上，一旦我们将让座问题回归到集体义务之后，并在操作层面注重破解“信息不对称”，就自然会找到一条“制度化人文关怀”的出路。具体而言，公共交通运营方作为乘客集体的组织者，也应当为了履行集体义务而承担牵头责任，完全可以在业务操作规程上进行如下设计：当遇到需要座位的老弱病残之时，由乘务员向乘客提出帮助请求，主动说明其健康情况、到达目的地等事项，最终由乘客集体中的个体进行抉择。

　　其实，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身处一个拥有集体主义光荣传统的社会，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乐意济困扶危。关键在于，需要从制度设计层面进行集体层面的思考，避免将集体义务毫无限制地强加给个体。在这方面，有待于制度设计者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将伦理道德层面的问题转化为实际可操作的规程。从现代社会治理来说，这也将是一条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