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炎黄子孙的母亲河，在她5400多公里的流域中，孕育出了“中华文明的根与魂”——璀璨的黄河文化。近日，由黄河流域博物馆联盟与《国家宝藏》节目组共同推出的2020新春特别节目——“黄河之水天上来”国宝音乐会，开启了“宝藏号列车”，踏上了黄河溯源之旅。在它停靠的第二站——被称为“悬河头、华北轴、百川口、万古流”的黄河河南段，中原文化这轮文明星空中的皓月，也随着滚滚东去的河水，散发着夺目的光芒。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正如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在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提到的，“中原文化在黄河文化中处于中心地位，中原大地创造的每一项奇迹、绽放的每一个精彩，都浸透着黄河文化的滋养。”

　　随着中原文化的孕育、诞生和兴盛，母亲河也为它的中原儿女们留下了数不尽的奇妙宝藏，轻轻诉说着那些历史长河中的动人故事。

　　孕育：文明的涓涓细流

　　河南博物院：彩陶双连壶

　　5000多年前，郑州东北的黄河岸边，中原的先民们聚集一处，享受着母亲河的恩泽。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中为我们完整展现了当时人们农耕、渔猎、制陶、家居生活的场景。那时的人们，已经学会建造两面坡式、东西并列、大小不同、门向有别的连间排房和套房，而这种建筑奠定了中国北方传统民居的基本形制，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而现存于河南博物院，著名的彩陶双连壶，就发现在那个据说是聚落首领居住的套房中。双连壶两壶并列，腹部相连处有一圆孔相通。两壶两侧各附一耳，圆腹平底。泥质红陶，红衣黑彩，器表满布平行线条。

　　从造型、色彩等来看，彩陶双连壶堪称彩陶艺术的瑰宝。双连壶双腹相连，成双成对，或许是氏族结盟或举行重大庆祝活动时氏族首领、长者对饮的酒具，被认为是和平、友好、相敬、相亲的象征。

　　诞生：这里是“最早的中国”

　　洛阳博物馆：乳钉纹铜爵

　　郑州博物馆：青釉瓷尊

　　偃师二里头，被称为“最早的中国”、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一座都邑、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以中原为中心的王朝都邑，从这时开始，中原文化开始引领整个华夏文明的进程，并开始向整个东亚地区辐射。

　　乳钉纹铜爵，正是在这里出土，也是出土的唯一一个带花纹的铜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副队长赵海涛说：“爵是二里头时期的核心礼器，虽说爵是酒具，但它作为礼器，出现的场合更应该是祭祀、敬神等场合。”根据文献考证，在祭祀时，将香料、美酒等放入铜爵中，再通过加热后冒出的香气和烟雾，与神灵进行交流。“我们总共在二里头发现铜爵不超过20个，并且都是在规格极高的墓葬里才发现的。说它是核心礼器，是因为如果一个墓葬出土了一件青铜器，那它一定是一个铜爵。”

　　商朝，继夏之后又一个青铜时代王朝。郑州作为驰名中外的商都，位列中国八大古都之一。然而，我们这里要说的，并不是商代的代表——青铜器。而是那个与CHINA同名的瓷器。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人们都认为我国的瓷器是从汉代以后才出现。而这件出土于郑州十四中的商代青釉瓷尊，却颠覆了人们的认知。这件高27厘米口径27厘米的尊，表面和内壁施有光亮晶莹的黄绿色釉，釉面均匀，并留有釉滴。尊质地坚实致密，叩击时会发出清脆的金属声。

　　它以高岭土做胎，胎骨为黄灰色，表面涂有釉料，经过12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烧制而成，胎釉结合牢固，吸水率低。它与后代的瓷器相比，虽带有不少原始色彩，但已基本具备了瓷器的特征。青釉瓷尊的出土，将我国开始烧制瓷器的时间提前了1000多年。

　　兴盛：大一统，多元融合的天下都会

　　洛阳博物馆：石辟邪、东罗马金币

　　4000多年的建城史，在1500多年的时光中，有105位帝王在这里建都，洛阳，十三朝古都，曾经世界的中心。

　　“生于苏杭，葬于北邙”的说法由来已久，至少在东汉的时候，皇家墓地都是选在这一片区域，而这座我国目前出土的最大、最重、最精美的石辟邪就发现于此。

　　它昂首挺胸，步履矫健，那充满自信而豪迈之势，给人一种强烈的阳刚之气、宏伟之美，像极了那盛极一时的“光武中兴”。

　　而同样是洛阳博物馆馆藏的这枚东罗马金币，正面雕着东罗马帝国利奥王朝最后一位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的正面像，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脑后随风飘舞的不知是饰带还是头发，盔甲和帽子上点缀着珠宝，右手握着一把长矛;背面，是手持十字架的维多利亚女神立像。它在14年的时间内，从遥远的欧洲来到中国，它见证了北魏时期的东西方交流，见证了大都市洛阳的辉煌，见证了丝绸之路的奇迹。同时，它也代表着东罗马皇室对中国丝绸的渴望，以及母亲河畔那座世界中心大都会的辉煌时刻。

　　治黄：母亲河的小“脾气”

　　武陟县嘉应观景区：嘉应观御制蛟龙碑开封市博物馆：重修汴梁城记碑黄河博物馆：1843年洪水刻记碑

　　我们的母亲河，也会经常发些“脾气”。黄河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黄河儿女繁衍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与水患不屈不挠抗争的历史。

　　三座碑刻，详细记录了清朝三次治黄的情况。

　　在雍正特下诏书建造的嘉应观中，有一座御制蛟龙碑，碑文由雍正撰文书丹，翔实地记录了这一时期黄河河南段的治理历史。说来也是神奇，就在嘉应观及蛟龙碑建成后，黄河水澄清2000余里，持续了二十多天。“一座嘉应观，半部治黄史”，这里见证着康雍盛世的治黄历史。

　　道光二十一年，漫天的黄水涌进开封城，“黄水围城，大溜顶冲西北，刷落数百丈……城外淤高八尺”。开封府一众官员竭力治黄，并把详细经过刻成了《重修汴梁城记碑》。

　　清咸丰二年，河南省渑池县东柳窝村村民刻制的《1843年洪水刻记碑》，则记载了道光二十三年那次黄河上流量最大、水位最高的特大洪水。陕县洪水流量最大洪峰达36000立方米每秒。这块刻石是推算当年洪水流量的重要依据之一。现收藏于黄河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