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栱部分名称图

　　《营造法式》部分图注

　　少林寺初祖庵大殿，建于北宋宣和七年，是河南省现存唯一的北宋木构建筑，也是现存宋代建筑中同《营造法式》所反映的北宋后期官式建筑最接近的实例。资料图片 

　　郑州自古英才辈出，大师巨匠，代不乏人。北宋李诫，拔乎其萃。

　　李诫，字明仲，北宋嘉祐年间生于郑州管城，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病逝虢州(今灵宝市)，归葬新郑梅山李氏祖茔。

　　他编著的《营造法式》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最重要一部术书”，被誉为“整个中古时期世界上最完备的建筑学专著”。

　　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宋史》未见其传，明清《郑州志》列举了大批名流烈女，他却不在此列。不仅是他，他之前的大匠，留名者也极少。他之后的大匠，比如主持建造明代皇宫和帝王陵寝中重要部分的蒯祥，被朝廷授予“工部左侍郎”之职，史书上也只有寥寥数语。清朝首席建筑设计师“样式雷”家族，资料也极少。

　　为何如此?因中国旧习“道器分途，重士轻工”。

　　新郑李诫墓园内，有一通新郑市政府刻立的墓碑，其《宋李明仲之墓碑记》对他的成就这样表述：“李诫一生最辉煌之成就莫过于建筑。其步入仕途二十五载，半数从事土木工程，从作图监工起步，到营造皇城皇宫主持，再官累当朝将作监，终衔大宋建筑界领袖。尤其呕心沥血梳理前人之经验，总结当朝之实践，编纂《营造法式》，以三十六卷、三百五十七篇、三万五千五百五十五条画样之鸿篇巨制，图文并茂，规范和详述建筑类别之释名、制度、功限、料例、画样等，集千余载建筑硕果之大成，创域内外建筑技艺之高峰，赢中国古代建筑典籍黄钟大吕之地位，享中国古代建筑宗师之殊荣。”

　　◎博学多艺的建筑师

　　5月底，在新郑市龙湖镇于寨村李诫墓园内，我们停留了半天,其间无一游人。

　　墓地寂寞，但并不安静，墓园东侧几十米处，即是一条高速公路。墓园简朴，一坟一碑亭，还有一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

　　墓冢地面有夯土堆，高3米，周长10米，其上丛生青草，还覆盖着干树枝。据文物部门资料记载：“冢下有墓室，坐北向南，墓室为砖室，近圆形，南北长5.3米，东西宽4.7米，深5.7米。”

　　墓前10米处，建有一座灰瓦顶四角碑亭。碑亭内立有石碑，石碑正面，是“宋李明仲之墓”几个大字，由著名古建专家罗哲文题写。背面，是《宋李明仲之墓碑记》，落款为新郑市政府。李诫墓附近，还有4座砖室墓，共同形成李诫家族墓地。

　　墓冢周边，是片桃园，桃子已收，仅余零星几枚，挂在枝间。李诫墓东南方向，有梅山，“梅山远眺”曾是“郑州八景”之一。明清《郑县志》记载“李诫葬于新郑梅山”,现梅山仍存，李诫在梅山脚下，已长眠九百余年了。

　　李诫正史无传，对他的了解，来自李诫的部属傅冲益写的墓志铭。这篇墓志铭，被收在宋代文人程俱《北山小集》里，得以流传。这个小概率事件，让我们得窥李诫生前部分作为。

　　李家累世为官，李诫之父李南公官至户部尚书、龙图阁直学士，李诫的大哥也为官显赫，两人都名列《宋史》，却官声不佳，虽生前显赫，到底淹没在岁月里。反不如技术官员李诫，不入正史，却有传世巨作，千载之后，仍被后人铭记。

　　当年李家大宅，有两个藏书库，有藏书数万卷，其中李诫手抄的便有数千卷。他一生勤学，终成一代大家。可惜李诫作品均失传，只有书名留存。其中有讲地理学的《续山海经》，讲文字学的《古篆说文》，讲音乐学的《琵琶录》;《马经》讲相马，《六博经》讲赌博游戏，《续同姓名录》是历史人物研究著作。从篇名，可管窥他的学问广博高深。他的篆、草、隶、画诸品，也有成就。

　　李诫是一位“方面极广，知识渊博，博学多艺能的建筑师”，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大家。基于此，他才可能编著《营造法式》这样的旷世之作。

　　将作监，是隶属于工部的设计、施工机构，负责宫室、桥梁、舟车之类工程建筑。根据傅冲益写的墓志铭，李诫在将作监任职13年，由主簿而丞，而少监，而将作监主监，经历了多级别上升，最后享受三品待遇，但没实权。

　　大宋被汉学家费正清称为“伟大创造的时代”。而李诫家世良好，也足够给他全方位的文化教养。他负责主持过大量新建或重修的工程，有11项工程完工后，都给了他晋级奖励。他也积累了丰富的建筑实践经验。

　　公元1097年，李诫奉旨编著《营造法式》，公元1100年成稿，3年后出版，发行全国。

　　编著《营造法式》，他的工作方法是“考究经史群书，并勒人匠逐一讲说”“考阅旧章，稽参众智”。意思是在自己实践经验基础上，参阅古代文献和旧有规章制度，依靠并集中工匠智慧和经验写成。

　　这种工作方式，是空前的、了不起的创新。《营造法式》有308篇共3272条来自工匠的实践经验，占全书90%以上，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李诫艰苦调研，吸收民间智慧，这种工作方式，在宋代高级知识分子中，绝无仅有。他弥合了学者与匠师之间的鸿沟，这需要大智慧与大勇气。

　　他的“苦乐行者”精神，800余年后，被梁思成承继，并经由梁思成，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继承和创新。

　　傅冲益所作墓志铭中，还提到李诫较强的从政能力。他任虢州知府时，监狱里有久押未审犯人，他上任后马上审结。墓志铭中还称他“资孝友，乐善赴义，喜周人之急”，说明李诫有很重感情的一面。

　　有关李诫的记载如此之少，以至于连如下细节都令我们珍视。北宋刘跂《暇日记》记载，有友人问李诫建房要注意哪些事，李诫忠告：“堂屋前要不背三阳。今人家作伫廊非也。”意思是客厅要注意采光。金石博物无所不能的大师李诫，认真地给友人提这样接地气的建议，友人认为大师“语录”重要，还郑重记下。这种事，令人莞尔。

　　◎旷世之作《营造法式》

　　梁思成曾评价《营造法式》，“其科学性，在古籍中是罕见的”。其体裁先为释名，次为诸作制度、诸作功限、诸作料例，最后为精细的诸作图样，全书纲举目张，条理井然。

　　全书正文34卷，加上看样(编者说明)一卷、目录一卷，共计36卷。全书34卷中，插图占了6卷。这是中国古代技术书的一个大胆创新，充分反映了北宋工程制图学和美术工艺的水平。

　　北宋开国后，大兴土木，东京十几处皇室建筑，有半数以上是开国之初几十年内所建。有的建筑规模很大，如玉清召应宫有2620间房屋，每日用工3万多人，大规模建设活动中，管理不善，会出现巨大浪费。再加上监管虚报冒领，因此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有430处工程“累年不结绝”，烂尾了。

　　财政亏损，国库空虚。至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提出“凡一岁用度及交祀大事，皆编著定式”，以完善管理制度。之后，有了《营造法式》的诞生。

　　《营造法式》之前，政府曾修过一部《元祐法式》，下诏颁行。但“其间工料太宽，关防无术”，不能有效防止腐败滋生。李诫版《营造法式》，首要目的，就是关防工料、节约开支、保证质量、防范贪污盗窃。《营造法式》有13卷是关于功限和料例的。功限，即劳动定额的计算方法，力争做到因人、因时、因地灵活掌握。料例，即各工种使用材料数量的精确定额，也包括工作质量的各种规定。从体量可以看出，关于建筑的“理财节用”，政府和李诫都很看重。

　　《营造法式》的诞生,“标志着当时中国的建筑业已产生了建筑技术标准和工料定额、施工管理的标准,建立起了一套设计与施工的控制系统。在建筑标准化和结构力学方面,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就。”建筑学家郭黛姮评价。《营造法式》制定了模数的概念，即材分制，较之17世纪伽利略的类似结论，早了5个世纪，在世界建筑史上是了不起的成就。它的出现，大大推动了宋代建筑业发展，郭黛姮赞誉为“古代华夏建筑之精进，造极于赵宋之时”。

　　宋代建筑变成典范，后世争相效法。比如元朝建筑城池的规定，同《营造法式》相关规定完全一致。明朝《营造法源》和清朝《工程做法则例》，都吸收了它很多内容。它流传到西欧、日本后，成为当地建筑界研究、学习的珍贵资料，在世界建筑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李诫编著《营造法式》，充分阐释自己的建筑理念，即建筑要追求美观实用，也要注意节省，不过分华丽，虽然华丽与奢侈是当时的流行趋势，李诫仍坚持自我，坚持控制建筑等级和规模，甚至不惜对皇帝耿直上谏。

　　◎从梁思成林徽因到约恩·伍重

　　2003年，《营造法式》刊行900周年。那一年的普利兹克建筑奖(人称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授予了悉尼歌剧院设计师约恩·伍重。

　　约恩·伍重有强烈的中国建筑文化情结，他求学时两位重要的老师都是中国迷，毕业后又结识了著名汉学家喜仁龙。他的办公室里，一直摆放着《营造法式》，他称之为“通灵宝典”，经常翻阅求灵感。他设计的悉尼歌剧院，空间意象，是巨大平台上的“中国大屋顶”。中国传统“大屋顶”，被他诠释得飘逸如风帆。

　　有多位建筑学家认为，约恩·伍重设计悉尼歌剧院的初步方案中，《营造法式》预制木构设计建造体系，起到了重要参考作用。

　　1958年，是约恩·伍重的悉尼歌剧院方案中标后的第二年，他来到中国会见梁思成，请教《营造法式》问题。在此之前，梁思成已完成了《营造法式》大部分“图解”和“文解”工作。

　　约恩·伍重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添加性建筑”设计方法，也是受到中国木构建筑及《营造法式》影响。南京大学建筑系教授赵辰撰文称，“伍重对现代建筑文化的巨大贡献，内在根源与中国建筑文化和《营造法式》有关联……《营造法式》更有可能成为新的建筑文化发展之源泉。”

　　1981年，受约恩·伍重影响的丹麦学者顾迩素，在《科学美国人》期刊上发表《十二世纪的中国建筑规范》，首次将中国的《营造法式》推向了国际正统的科学研究领域。

　　一部宋代经典，横绝了今古，贯通了中西，成为西方新的建筑文化发展的灵感来源，它的强大生命力和现实意义，让人惊叹。

　　《营造法式》贯通中西，得益于梁思成和林徽因。1925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求学，接到梁启超寄来的《营造法式》。梁启超称：“其书义理至精图样之完美，此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两人打开书后，却发现这是本“天书”，完全看不懂。

　　其时，这部巨著已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近千年，只以手抄本形式零星留存，实用价值沦为零。

　　梁思成产生了研究、注解这部“天书”的想法。1931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加盟“营造学社”，为解读“天书”，梁思成将突破口选在先解读距当时年代较近的清代《工程做法则例》，再逆时推演。1932年，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降生，起名梁从诫，即“师从李诫”之意。1940年年底，两人在四川宜宾南溪县李庄，“青灯黄卷苦读，热血挚情坚忍”，梁思成开始了对《营造法式》系统而具体的注释，完成大部分“图解”和“文解”工作。之后，又完成扛鼎之作《中国建筑史》。

　　梁思成开创了中国建筑需要的科学调查方法，将建筑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称宋代《营造法式》和清《工程做法则例》，为中国建筑的两部“文法”课本，和林徽因一起提出“建筑意”概念等。

　　梁思成林徽因和李诫，是相隔数百年的知己。遇梁林二人，是李诫和中国建筑学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