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穴寺一隅

　　涟漪亭

　　1300年前的一天，汝州刺史到城北山中游玩，见一位老僧瞑目静坐，两只老虎卧于其膝下。听到有人来，老僧睁开眼睛对老虎说：“有客来，且回避。”两只老虎顺从退去。刺史与老僧相谈甚欢，“因慨然以建刹为己任，兼之众士倾风辇金而至，一坞白云遂成福地矣”。

　　这高僧正是贞禅师，两只老虎分别叫大空、小空，白云福地是白云寺，就是今天的风穴寺。这个故事，记录在风穴寺大雄宝殿前的一块石碑上。

　　这刺史名叫崔日用，唐玄宗李隆基时期曾任宰相。新唐书《李白传》记载，他的儿子崔宗之与贺知章、李适之、李琎、李白、苏晋、张旭、焦遂称为“酒中八仙人”。崔宗之与李白常常诗酒唱和，他邀请李白来汝州玩，《赠李十二白》诗中云：“我家有别业，寄在嵩之阳。明月出高岑，清溪澄素光。云散窗户静，风吹松桂香。子若同斯游，千载不相忘。”

　　贞禅师圆寂后，唐玄宗追谥他为天台七祖。

　　名人往来，传说神奇，汝州风穴寺古来名显天下。

　　◎深山藏古寺

　　康熙十二年《风穴志略》和乾隆二年《风穴续志》中有诗文记载，寺院创建于东汉，至今1800多年，北魏时称香积寺，隋代为千峰寺，唐代名白云寺、七祖寺，俗称风穴寺。明代万历年间是鼎盛时期，拥有僧侣千余人，禅舍殿堂350间，它曾与白马寺、少林寺、相国寺齐名，并称“中原四大名刹”。

　　《风穴志略》说，风穴寺之名得于风穴山，风穴山西起汝州临汝镇崆峒山，东至郏县小峨眉山，连绵百里。风穴山又得名于大、小两个风穴。据载，大风穴在风穴寺东北的丘壑间，深不可测，可远达禹州、新密，大风时，洞穴有声如吼，无风时，洞外多蝙蝠;小风穴在东山上，外狭内广，洞口可容人，云气由此生出。当地人讲述，如今的两个风穴，早已被坍塌山体所掩埋，仅留两个不大的洞口，不再是书中描述的景象。

　　风穴寺隐于深山，进入山门，翠柏夹道，溪水叮咚，蜿蜒曲折三里许，才见得寺院。寺院背靠三座山峰：正北紫霄峰，又名玉皇山;东边石楼峰，俗称石榴嘴;西边钵盂峰，俗称纱帽山;山门前左有龙山，右有黄虎山。这五座山峰，状如莲台，把风穴寺托在了莲台中央，风穴寺便有了“九龙朝风穴，连台建古刹”的美誉。

　　清代进士任枫在《游风穴寺》中写道，“入山方见寺，隔屋已闻泉”。风穴寺有泉三眼：一眼为伏流，在寺内观音阁后方，水从石壁中喷出，称为龙泉，涝不增，旱不减，恒温20摄氏度，常年饮用;一眼为大慈泉，泉水平日清冽，若暴雨将至，则水变浑浊;一眼为北峡，从后山而下，流经两峰间，水流跌入寺中，如珠似玉。三水在寺院的东侧汇入桃花涧，涧上称为“桃花岸”。

　　山上有明代所建的望州亭。站立亭上看，南是汝州，北有逶迤群山。僧人说，天朗气清时，山间奇云、红霞等诸般美景一览无余。有诗赞曰：“清松扶上锦屏风，小小亭中四望通，好景偏宜逢晚照，万家烟雨接崆峒。”

　　◎一步越千年

　　风穴寺所在谷底狭窄，多半被山、崖、沟、坡、水、瀑等占据，设计者便依山就势，打破了北方寺院以中轴线对称分布的传统，建殿修楼，起亭围园，无不因地就势，流水潺潺，松柏森森，高低错落，给人带来一种美的节奏感。

　　暗红色的空心砖塔在寺中心，它是建于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的七祖塔，九层方形密檐式，塔身从下向上由细渐粗，至中部又开始由粗渐细，呈弧形，是全国保存完整的七座唐塔之一。

　　北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寺内建起一座6米高的方形石台，台上是飞檐挑角的悬钟阁，阁内四根粗大的木柱，约10米高，构成独立的钟架，柱顶架一横梁，悬挂一口9999斤的大铁钟。风穴寺佛教文化研究院李志军博士介绍说，此钟采用囤土升高法置放，即逐渐将钟升至顶部，再将囤土去掉。钟为一次成型，铸造精致，声音洪亮，神韵清远，回荡千年。

　　201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建筑学博士郭保国来到风穴寺，他逐一点评寺内建筑，说中佛殿是严格按照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建造的，而明代观音阁的窗棂图案是皇家才允许使用的，在罗汉殿前，他充满兴致地说：奇怪，这个不起眼的小殿，竟然也是皇家规制!

　　一寺越千年。行走在风穴寺，唐、宋、金、元、明、清历代建筑举目皆是，设计精巧，构建精良，所以，风穴寺也被誉为“古建筑博物馆”。

　　寺院虽然没有以中轴线作为参照，细细观察，却能发现处处体现着匠心：大雄宝殿、中佛殿、天王殿坐北朝南，在一条直线上;向西的藏经楼、关帝殿、钟楼在一条直线上;就连观音阁、阁前的大慈泉池、阁后的喜公池也在一条直线上……建筑之妙还在于，唐、宋、金、元、明、清历代的建筑，各具风格又和谐统一，宛若出自一人之手。“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抬头一景，转弯另一天地”，扑朔迷离，妙趣横生。

　　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研究员觉真法师，把中国佛寺建筑的布局分为三种形式，即廊院式、纵轴式和自由式。他认为，依山临壑的河南汝州风穴寺、峭壁山腰间的山西浑源悬空寺和江南民居式样的苏州紫金庵，是三种布局之外“颇有特色的实例”。

　　◎一寺盛两宗

　　名刹出高僧。印度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逐渐汉化，到隋唐时期形成了中国大乘佛教，天台宗是其中较早的宗派之一。唐代开元年间，贞禅师来到荒凉的风穴寺修行，在此广收门徒，把几乎毁于战火的寺院从废墟中一步步重建起来，使风穴寺逐渐成为天台宗的说法圣地。

　　“风穴七祖千峰白云禅院记”碑刻载，贞禅师逝后，唐玄宗谥之为“天台七祖”，刺史崔日用等人收拾其舍利数千粒，建塔九层，玄宗谥其为“七祖塔”。风穴寺由此成为天台宗祖庭。

　　后唐长兴二年(公元931年)，延沼禅师来到风穴山，静修禅宗中的临济宗。他在汝州传法三十余载，汝州成为禅宗的中心，风穴寺又成为临济宗祖庭。

　　临济宗继承发扬禅宗教义，让人拥有一颗平常心，回归本真，使参禅之人看清世间之后认识自己，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境界的文化理想，深得文人士大夫之心。宋代佛教盛行，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张商英等名家，都是风穴一脉的居士。

　　禅宗史书《五灯会元》记载了一件趣事。一天晚上，宋仁宗梦见自己到了景德寺的门口，有一龙蟠地，惊醒。便派太监前往察看，恰好一和尚正在寺门口酣睡。问其名字，说是从汝州风穴寺来的道隆禅师，游历京师，客居景德寺，回来晚了，大门已关闭，便于门外卧眠。仁宗听说后大喜：“此吉兆也。”第二天召禅师谈论禅法，龙颜大悦，留他在宫中，赐号“应制明悟禅师”。

　　后来临济宗一枝独秀，成为禅宗主流，并传播到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各地，有“儿孙遍天下”之誉。日本京都久负盛名的南禅寺，就是临济宗南禅寺派的大本山。2005年9月，日本临济宗妙心寺派出则竹秀南一行15人，到风穴寺寻根。

　　风穴寺山门的两块匾额，面南一块是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所题，面北一块是星云大师所题。赵朴初是风穴延沼的第三十七代弟子，星云大师是风穴延沼的第四十四代弟子。2016年星云大师90高龄时，听说寺院光大山门，虽患有眼疾，仍郑重写下“风穴寺”三字。“风穴寺”三个字，在两人的笔下各有千秋，又都禅意浓厚，耐人寻味。

　　◎文脉传四海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盛唐诗人王维的这首《过香积寺》，描述的景致更为幽深，其中“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历来被誉为练句典范。有人考证，香积寺就是风穴寺。

　　唐代汝州诗人刘希夷，同诸多诗友常住风穴寺，与高僧谈诗论文。唐代韦绚记载了作为太子宾客的刘禹锡在白帝城(今四川奉节)的谈话，书名为《刘宾客嘉话录》。书中提到，刘禹锡曾任汝州太守，他说刘希夷死在了舅舅宋之问的手里。刘希夷诗中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宋之问非常喜欢这两句诗，“知其未示人，恳乞”，但刘希夷不给。宋之问非常生气，派人用土袋将刘希夷“压杀之”。年仅30岁的刘希夷死后葬在了风穴山麓，墓地被后人圈建成为夷园。

　　进风穴寺山门不到一里，就是小巧精致的夷园，墓冢碧草青青，墓园干干净净，是一个幽静的所在。

　　明清时期，以风穴寺高僧为核心，有一修心会文的著名社团“汝上莲社”，入会者为“清修惇行、文章气节之士”，有翰林沈荃，汝州巡道王洙、知州罗大美等高官，也有文学家马振垣、李绿园等，其风雅绵延百年。

　　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砖一瓦、一池一水都会令文人触景生情。明清时期，风穴寺已经被排列组合成八大景、七十二小景。

　　寺内大小碑碣300余块，多为建筑、修葺及捐赠之类的记事碑，也有名人题咏的诗词歌赋碑，其中就有后汉乾祐三年(公元950年)八月的“风穴七祖千峰白云禅院记”碑，它们或立于建筑物前，或嵌于墙壁上。大雄宝殿前，一通高约5米的明代石碑，正面是草书记事，背面用楷书记录捐资名单，侧面有隶书诗文，碑头则是篆体，气度不凡。

　　风穴寺周边郁郁葱葱，翠柏尤盛，绵延十余里。大雄宝殿前的一段碑文记载，当年，贞禅师曾把数斗柏籽随手掷之，于是柏生满山，成为奇观。清代海月禅师在《风穴寺异柏记》中写到，柏树奇异，只生长在寺界之中，邻丘绝无生长。他嘱咐后人爱惜柏树：“取以时，用以节，使名山面目，日新如故，祖庭薪传，千古不息。”历任寺院住持都严格看管柏树，派和尚昼夜轮流巡视。李志军说，古柏中的“一棚伞”和“三炷香”最有特色。“一棚伞”树冠巨大，如一把雨伞，百姓常在树下聚会、聊天;“三炷香”树根六七人方能围拢，树干一米高处，均匀竖起三个合抱粗的树枝，如三炷礼佛高香。

　　这些历史深处的古柏，也曾遭劫。但风穴之柏有灵，历劫不死，伐而复生。如今的风穴寺，又是满山翠绿，柏香飘远，一副生生不息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