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图/王伟宾

　　考古发掘现场

　　白衣彩陶盆

　　“天下第一屋”房基遗址

　　彩陶双联壶

　　如果你面前有一张彩色的中国地理区域图，会很自然地看到三大色块表现出来的三个区域：青藏高寒区大体呈褐色，西北干旱区大体呈黄色，而东方季风区则大体呈绿色。其中，后两者的交界线由东北绵延斜下而至西南，又划分出面向内陆和面向海洋的两大地理板块。

　　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教授指出，东亚大陆面向内陆的部分，多出彩陶和细石器;面向海洋的部分则主要是黑陶、几何印纹陶、有段和有肩石器的分布区域。美国学者吉德炜教授，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两个大的文化共同体，中国西北部和中原地区的西部为一个共同体，东部沿海和中原地区的东部为另一个共同体。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文化上看，中原恰巧都处于两大板块的交会地带。苏秉琦教授把黄河中游以汾、渭、伊、洛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称作“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

　　大河村遗址位于郑州市东北部。距今6800年到3500年，先民们曾在这里繁衍生息，时间长达3300多年，历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一直到夏、商代早期，在国内外的史前遗址中实属罕见。它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密不可分，又与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息息相通。

　　苏秉琦教授曾说：“河南惟一能与大河村相比的，只有淅川下王岗，但下王岗的地理位置，又远远不如大河村重要。”

　　◎﹃天下第一屋﹄：木骨整塑房屋

　　1月9日，残雪尚存，郑州市郑东新区西北部，大河村遗址博物馆。

　　当年的一大片考古工地大棚，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成为这个史前文化遗址博物馆的展区。馆长胡继忠介绍，已经发现的各类遗址聚落，距今5000年，是仰韶文化时期古村落(聚落)的遗存，房屋聚落形态完整，功能明确。迎面的一座基址格外显眼，它是一组两面坡式的排房建筑，占地约50平方米，能看到明显的空间分割，四个房屋东西排列，其中一间屋内还有一个套间。虽然屋顶早已消失，但是墙体部分居然还留下了1米多高，堪称奇迹。尽管它们已经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房屋，但还是被考古界公认为“天下第一屋”。

　　博物馆原馆长、80多岁的李昌韬研究员，是当年大河村遗址的考古领队。他说这一套四个房间，是最早发现的重要遗迹，曾引起震动。它克服了裴李岗文化时期“半地穴”房屋低矮、阴冷、潮湿的缺点，平地起建，以木为骨，以草为筋，奠定了我国北方民居建筑的基本形式。直到20世纪初，一些偏远落后地方的土坯房，仍然会采用这种方式。

　　所不同的是，大河村的先民比后来者更加讲究。他们建房时有一套严格的规程：先打地基，然后竖起木骨，用芦苇束、草绳或藤类的东西加以固定，之后在木骨外附上厚厚的草拌红土泥，再在表面涂一层细沙泥，让房子光滑整洁。最后，里里外外堆上柴草，用火焚烧，大火熄灭后再盖房顶，考古学称之为“木骨整塑房屋”。李昌韬拿起一块从遗址中提取的红烧土。一眼看去，土块光滑坚固，如同现代的水泥地坪。他说，“木骨整塑房屋”是远古人类的一大发明，他们像烧制陶器一样把房屋烧得红彤彤一片，使得房屋坚固耐用、防潮保温，即使深埋地下，也不易受到水解和其他自然因素的破坏。

　　“天下第一屋”的遗址前，摆放着各种样式的复原陶制品，当年这里出土了50多件器物，其中陶器就有20多件，主要是生活、生产用具。意外的是，还发现了一罐已经炭化的粮食籽粒。专家推断，四个房间分别具有生活和起居的功能，其中两个为二次扩建，可能是子女居住的房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严文明认为，这组房子的所有人员都集中在一个较大的房间烧火做饭，他们应是一个包括不同辈分和若干对夫妻的较大家庭。“这表明大河村聚落形态和社会组织形式，已经萌发了私有制、家庭，婚姻也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他们正在悄悄地迈向文明社会的门槛。”

　　◎彩陶双联壶：仰韶文化的艺术精品

　　大河村遗址的重见天日，纯属偶然。

　　郑州市东北郊的柳林镇大河村西南约1公里，有一处慢坡土岗，因盛产棉花被村民称为“花岗”。1964年秋，当地一村民在岗上挖红薯窖时，铁锹突然碰到了一件金属器物。村民蹲下身子，用手翻刨，发现是一面带有纹饰的铜镜。他好奇地接着往下挖，竟然挖出了一座古墓。事关重大，村民将出土物件上交给了文物部门。

　　郑州市博物馆立即派人到现场调查，意想不到的是，除了一座唐墓，地面上还散存着大量的红烧土、陶片、石器、骨器和蚌器。他们初步判断，这里应该是一处包括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1972年，郑州市博物馆又派人进行复查。他们看到遗址的东半部最高处，已被村民在平整土地时削下去了1米左右，地面上散存的遗物更为丰富，大量的红烧土块上，还印着清晰的木柱、横木和芦苇的痕迹，彩陶众多，颜色鲜艳。

　　对于一个完全覆盖在耕土层下的史前遗址，用洛阳铲明显力不从心。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考古队决定在整个区域的最高处，也是红烧土最多的地方，先挖一条探沟。也许是冥冥之中有安排，这条宽2米、长30米的探沟，面积还不及整个钻探区域的1%，却神奇而精准地找到了大河村遗址最重要的遗存，即“天下第一屋”的四间房基。墙体被发现时，颜色如同今日的红砖一般醒目。

　　房基内还出土了一件造型别致的彩陶双联壶，引起多种猜测。它高20厘米，红陶黑彩，表面布满平行线条图案，两壶并连，腹部相连处有一圆孔相通，壶的两侧各附一耳，壶上的彩绘线条流畅，风格独特。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副馆长戴建增说，双联壶双腹相连，成双成对，或许是氏族结盟或举行重大庆祝活动时氏族首领、长者对饮的酒具;也许是新人喝交杯酒的“合卺杯”……无论怎样，彩陶双联壶都是前所未见，堪称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艺术精品。如今，这个彩陶双联壶收藏在河南博物院。

　　此后的15年，遗迹历经20多次发掘，发掘面积近6000平方米。距今6800年到3500年，先民们是怎样在此生活了漫长的3300多年?这让考古人员十分着迷。

　　在遗址深达12.5米的堆积中，大部分为仰韶文化层，分为7期，前后达2400年之久。李昌韬说，无论从考古地层学还是考古类型学来看，遗址都为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树立了一个典型的分期标尺。遗址还出土了大汶口文化和江汉流域屈家岭文化风格的器物，表明以大河村遗址为代表的黄河中游地区，已经开始与周边地区进行文化交流和融合，这也印证了苏秉琦的著名论断：“在仰韶文化后期，大汶口文化显然是对中原的影响要多一些。”

　　◎灰坑葬：扑朔迷离藏秘密

　　史前时期，先民的平均寿命十分短暂，他们对待死亡的方式各不相同。在遗址的墓葬区内，隐藏着一些重要的历史信息。

　　遗址中有仰韶文化晚期的灰坑葬。葬坑中，有的人侧身屈肢、上肢弯曲、双手捂脸，有的人仰身直肢、骨骼残缺、下肢交叉……龙山文化时期的灰坑葬数量明显增多。专家判断，这些葬坑中的遗骨，多数是非正常死亡者，应是被活埋或是随意掩埋，有俯身葬、坐式葬等，有的尸骨头部存有石镞，可能是被弓箭射杀而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分析，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分化程度普遍较低，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更多体现在聚落和聚落之间。在这些地区常常见到城墙壕沟等聚落防御措施，并且大量出土箭头等武器。社群之间的冲突和暴力，似乎是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博物馆一楼东侧，陈列着几个椭圆形的陶器。近前，感觉有一股寒气逼来。它们或是一件，或是大小两件陶器扣合，却是装殓夭折婴幼儿的瓮棺。瓮棺底部都留有一个小孔。学者认为，小孔可能是供死者灵魂出入的通道，反映出“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资料显示，大河村遗址出土的瓮棺葬192座，数量众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许宏，早年在梳理中国史前时期瓮棺葬时发现，我国面对内陆的地区，瓮棺葬较多见，而面向海洋的部分，瓮棺葬则极其罕见。在大河村遗址的房基地坪夹层之间，发现有侧身屈肢、下肢弯曲的儿童遗骨。这些儿童如何到了这里?没人说得清楚。

　　◎白衣彩陶盆：大河先民的审美载体

　　又是一次偶然相逢。2014年，遗址博物馆正在对消防水池改造时，一下子挖出了白衣彩陶盆。这个白衣彩陶盆，就是今天大河村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该彩陶盆高15.2厘米，底径12.5厘米，口径46厘米，上腹微鼓，下腹急收，内壁和上腹部均施白衣。口沿处，绘有红彩、白彩、黑彩等组成的八组相同图案;腹部饰以月亮纹、三角纹、圆点纹、直线纹、弧线纹等四组相同图案，对称又等分。仔细看，在彩陶盆的上腹部近口沿处，还有两对钻孔。胡继忠说，它应该是古人在彩陶盆出现裂缝之后，用“焗”补的技术将其紧紧固定。白衣彩陶盆上图案对称的美学概念以及焗补工艺的使用，足以说明大河先民审美及工艺的发达程度。

　　彩陶盆色彩丰富。胡继忠说，先民是把不同质地的矿物颜料研磨成粉，描绘出图案，再进行高温烧烤，使器物历经岁月依然色泽如新。

　　遗址出土了千余片彩陶，构思精美，色彩艳丽，甚至有形态各异的天象图案：有的绘太阳纹，圆点、射线、圆圈等样式，有的绘12个太阳纹，或许代表12个月份;有的绘月亮纹，月牙状、月圆状;有的绘日晕纹、星座纹……根据197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碳14的测定，天象图案距今约4500±100年。

　　李昌韬说，我国是世界上农牧业生产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大河村先民仰望星空，夜观天象，是为了适应生产、生活的需要，同时又把它们描绘在了陶器上。这些天象花纹比已经见到的出土实物和殷商甲骨文关于天象的最早记载还要早一两千年，是研究我国天文学发生、发展的珍贵资料。

　　行走在大河村遗址上，感受着这片土地的厚重，感觉数千年的历史正在脚下流淌。

　　严文明曾经把整个中国的古代文化形容为一个重瓣的花朵：中原是花心，周围的各文化中心好比是里圈花瓣，再外围的一些文化中心则是外圈花瓣。

　　许宏认为，中原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能够博采周围各区域的文化成就而加以融合，从而在一定时期形成核心之中的核心。华夏文明就是从这里发生，以后又扩展到更大范围。这种重瓣花朵式的结构既是一种超稳定性的结构，又是保持多样性因而充满自身活力的结构。中国文明的历史之所以几千年连绵不断，就是与这样一种多元一体的重瓣花朵式的文化结构与民族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分不开的。

　　从1972年至2015年的43年间，大河村遗址发掘25次，面积近7000平方米，而遗址的总保护面积近50万平方米，发掘面积只占了总面积的七十分之一，仅仅是冰山一角。或许，那里隐藏着一个更大的神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