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阿里巴巴对外发布《2018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告》。据阿里披露，2018全年阿里共向执法机关推送超5万元起刑点的涉假线索1634条，协助抓捕犯罪嫌疑人1953名，溯源打击涉案金额79亿元。(1月11日《南方都市报》)

　　假货是全社会公敌，不仅直接坑害了消费者，侵犯了消费者、品牌企业的合法权益，而且是电商行业的毒瘤，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对电商平台以及广大网店的信任和信心。所以，长期以来，社会上的“喊打”声非常响，政府职能部门、电商平台、品牌企业也都非常重视打击假货工作，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打假”。

　　但客观的说，打假效果一直不是很理想，假货依然呈现泛滥成灾趋势。究其根源，制假售假的利润非常高，而违法犯罪成本过低，对制假售假者不能形成应有的威慑力。另一方面，打假处于各自为战状态，政府职能部门、电商平台、品牌企业与公众之间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合力，信息的不对称，够不到、打不准成为困扰执法机关和品牌权利人的“痛点”，使得不少制假售假者没有受到应受的法律制裁。换言之，仅靠一方力量难以根治假货现象。

　　电商巨头阿里在成立打假特战队、利用大数据打假的基础上，与全球品牌权利人共建了阿里打假联盟(AACA)，并与执法机关进行打假协作，及时提供打假技术支撑、制假售假线索和证据，便于执法机关顺藤摸瓜，挖出背后的制假售假团伙，依法对制假售假者进行追责。如此一来，由执法机关、品牌权利人、消费者、平台等各方共同组成的“打假共治系统”实现历史性闭环，正式形成技术驱动、能力共享、模式创新的数字经济时代假货治理体系，从而改变打假各自为战局面，形成打假合力。比如，入选2018年公安执法领域十大社会共治影响力案件以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质量之光”年度事件的跨国追逃售假网红“猫娘”案，就是一场社会共治打假的经典战役，从消费者举报，到执法机关介入调查，再到阿里打假特战队的技术支持、品牌权利人鉴定，各方缺一不可。

　　可见，社会共治让打假更具有杀伤力、威慑力和成效，让制售假者生存空间遭到空前挤压，2018年各项假货治理的数据指标首次呈现断崖式下降足以说明这一点。当然，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假货治理呈现出的“洼地效应”以及假货跨国境流窜的趋势令人忧心。

　　因此，要实现“天下少假”目标，让“天下无假”成为可能，就必须对制假售假釜底抽薪。首先，坚持社会共治打假战略，尽快建立法制化、制度化的各平台、市场一体化监管及线上线下合围打击假货机制。再者，完善法律法规，强化“打假”执法和司法实践，形成“像治理酒驾一样打击假货”的社会氛围，统一打假执法标准，切实提高制假售假的违法犯罪成本，要让制假售假者在名誉上身败名裂，在经济上“倾家荡产”，在政治上“牢底坐穿”，让不法分子不敢、不愿、不想干制假售假的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