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近日报道，农村盖个房，需要17个部门审批;村民盖个章，要跑乡里好几次;环保督察要求清零禽类养殖场，到头来变成了建设“无鸡村”“无鸡镇”……一些人感到工作氛围过紧、变僵，呼吁为基层“松绑”。

　　有的地方,说起管理就是“一禁了之”，说起“放权”就是“一放了之”，导致治理乱象。放权，要有所放，有所不放;监管，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乡村自治并不是任意而为，也不是管得过多、过死，而要由“为民做主”向“由民做主”“与民共治”转变。从村民的切身利益出发，才能知道哪些该管、哪些该放，转变治理理念，打好放权、监管、服务的组合拳，才能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与监督权。

　　乡村治理亟须念好“三治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村民自治是基础，乡村自治做好了，就能充分激发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提升乡村自我管理、服务和监督水平。法治是保障，村民自治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有法可依、有条不紊，才能让基层自治组织回归群众性和自治性。德治是支撑，加强道德建设，改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的做法，努力提升自治与法治的效能，才能提高乡村治理的水平和质量。推动乡村自治走上善治之路，才能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