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网讯】47年,他不分昼夜,风雨无阻,往返于潢川县偏远山区50多个自然村的乡间小道,背坏了20多个药箱,骑坏了10多辆自行车;他入围本月“中国好人榜”,一直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行走在乡野的两轮120”—— 7月9日10时许。潢川县双柳镇晏岗村卫生室,有人在输水,有人在候诊。邻县商城的68岁老农李中田拿着份检查报告单急火火地闯了进来:“曾大夫,你再给俺看看,俺还是不放心。” 最近几天,李中田觉得胃里“总有个东西”,虽在县医院检查无恙却仍忐忑不安,便骑车来找村医曾传兴。 47年如一日 在潢川,当地人自称时都说“俺”。张口就笑吟吟说“俺”的曾传兴今年70岁,是1969年县卫校两年短训毕业的“赤脚医生”。 47年来,虽然曾传兴所在的卫生室已按县里的统一标准搬到了村口,人员也由两人扩充到三人,但无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也无论是晏岗村还是邻县慕名寻医的村民,只要有人需要出诊,他总是二话不说,背起药箱,骑着自行车就走。 47年间,曾传兴背坏了20多个药箱,骑坏了10多辆自行车。“俺祖辈农民,到俺这辈儿能当上大夫很光荣。”他说。 晏岗村离县城40多公里,20个村民组4000多人散居在50多个自然村落,最远处离卫生室四五公里。“这些年不少人外出务工,留守的也还有2000多人。”随手翻着桌上的一撂本子,曾传兴说,“光高血压病人就有270多个,俺给他们个个都建有档案。他们也都喜欢到俺这儿取药、看病。” 村民到县镇看病嫌麻烦、费用高,经常小病拖成大病。“回到村里当了大夫,俺就觉得卫校学的知识远远不够。”穿上了白大褂,背上了医药箱,曾传兴觉得神气,也感觉到了不足。他买来大量医学书籍,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 “不是俺吹,俺这儿每个自然村每条山路的形状、每户人家的位置、每个人的模样,俺这儿都有数。”笑吟吟轻敲着太阳穴,曾传兴说,“没数咋行呢?哪家有病人、哪家孩儿该接种疫苗,俺心里得有本账。” 救人如救火 “自打他当上赤脚医生,药箱就没离过身儿。几十年了,俺们就没咋睡过囫囵觉。”老伴说。曾传兴挺着胸脯接了句:“你也是老大夫呢,救人如救火的道理能不懂?”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他们开“夫妻店”卫生室时,同是卫校毕业的爱人负责妇科和接生。在他们共同的记忆里,那些年几乎每晚都会被村民叫醒。有时候,害怕一个人夜里走山路,她想让丈夫陪一程,可他却不。“再有病人叫咋办?”他说的是实话——很多次,他们先后出诊,“俺这夫妻店还真是不好开。”曾传兴说,“俺那时最怕大队部的电话响,现在,俺怕手机响。不是俺不想去,而是不想听有人得急病的消息。” 多年来,曾传兴手机一直24小时开机。为了节约时间,他通常把医药箱、听诊器挂在枕边,检修好自行车,随时做好出诊准备。 去年冬天一个深夜,电话响了:“俺孩儿发高烧一直抽搐,快不行了……”曾传兴背上药箱,骑着自行车直奔村民家中。待孩子病情平稳,已是凌晨三点。“出他家门时俺打了个寒战,忽然发现俺离家时连拖鞋都没换。为这事儿,老伴笑了俺好长一段时间呢。” 由于政策规范,如今已不能再接生的老伴依然在村中守着中药铺子。“新卫生室地方太小,摆不下中药架,他开了中药,还来俺这儿取。”老伴解释说。临街的三间门面两间是药房,中药架背后逼仄的空间摆着一张双人床和一个改制的书架。书架上,放着一台平板电视,这是老两口唯一像样的家用电器。 病情记事本 这些年,村卫生室还承担着村 民的公共卫生、传染病监测、慢性病督导、计划免疫、妇幼保健等任务。除了出诊和走村串户宣传疾病预防知识,曾传兴还为村民逐一建立了健康档案,整天忙得像陀螺。 在卫生室的资料间,堆放着上百本村民病情记事本。随手翻看几本,几乎都是曾传兴的笔迹。“不‘门儿清’不行啊。每天几十号人来看病、取药,搞错了,俺担不起这责。” 每天对患者电话回访也是制度。“谁谁哪天在俺这儿取了几天的药、谁谁到了例检时间,俺都得记清楚。就算他们自己忘了,俺不能忘。” 面对太多的事务,一个人忙不过来时,年纪越来越大的曾传兴仍会把另外两个医生往自然村里撵。“他基本都不让俺在屋里呆。”半路出家的徐孝成说,“他坐诊时,俺们一回来他就又把俺们往下面撵。他说,这个村的谁谁药该完了,那个村的谁谁该定检了。” 每个村民组还配有一名卫生员。对他们的培训也是曾传兴的日常工作。“无论俺们谁出诊,首先赶到的都应该是卫生员。有他们在,患者会安心许多。” 为了让这20名卫生员掌握更多更深的知识,曾传兴还经常组织集中培训,并带领他们一起到山里认识、采集中草药。曾传兴说,每次采到新草药他都会制成标本,并拍下来发到每个卫生员手机里,“草药便宜,也能治不少病。像俺经常用的鱼腥草、柴胡什么的,没少帮俺大忙。” 良心药 在晏岗村卫生室门侧,贴有常用药品价目表,所示药品进价和零售价都是同样的数字。 “俺觉得作为大夫,不仅要治病救人,还得多为患者着想。给人治病,咋有效、咋便宜咋来。”曾传兴说,山区大多数村民家境不好,花钱仔细。“解除病人痛苦和减轻他们的负担并不矛盾。俺喜欢尽心尽力给他们看,还喜欢土洋结合给他们开药。” 随手翻看曾传兴的处方本,大部分药价都在20元以下,有的仅几角钱。 为了给村民提供快捷有效并省钱的治疗,曾传兴还常在自己身上反复针灸试验,并凭借农村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就地取材为患者治病。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也有人对他开的廉价药、土方药表示怀疑,甚至主动要求开好药、贵药。“俺开药凭的是良心。‘孬药’能治病,干吗要让人多花钱呢?” 来卫生室看病的,更多的还是并不富裕的村民。按照政策规定,卫生室只能收取药品成本费。然而,一些村民往往连这点费用也拿不出,赊药时有发生。一些慢性病患者,赊药越来越多,欠下的药费也越来越多。 “行!”无论怎样,每每遇到赊药者,曾传兴总是一个字,从不因谁欠钱而延误治疗。而且,对家庭特别困难的病患,他甚至连药费都不收。“有些赊着赊着都成了死账。‘窟窿’俺可以想办法补,但人命,那是个天!” 去年冬天,一个村民在县里手术后刀口感染,因经济困难住不起医院。曾传兴不顾年迈体衰,每天都骑行几公里路,准时到他家治疗,直到两个多月后他能下地活动…… 没有诊费,更没有工资收入,卫生室的大夫靠什么生活?曾传兴解释说:“俺们有国家政策性返还的医疗补助。”然而,这部分钱分到每个大夫和卫生员手上,一年仅几千元。“其实俺们目前都还保留有另外一个身份——农民。”他说。 卫生室医生徐孝成,一家八口人七亩地;“领导”曾传兴,一家人也是七亩地,这家中,还包括他儿子、目前卫生室掌事曾继明。不过,曾继明至今仍接受着曾传兴的领导。 退而不休 20多年前,曾传兴就开始担忧:“有一天俺老了,干不动了,谁来接班?” 在他的鼓动下,儿女先后上了医学院校。虽然女儿毕业后留在了省会,但他却把儿子曾继明牢牢“拴”在了晏岗村卫生室。目前,曾继明已和父亲一样,成了乡亲们称呼的“行走在乡野的两轮120”。不同的是,他骑上了电动车,用上了合金医药箱。 “孩儿接了俺干了半辈子的事业,可俺做了几十年大夫,说不干就不干了,咋能放心呢?”10年前,曾传兴退休后便决定自我“返聘”——每天,仍准时出现在卫生室;每晚,仍把药箱和听诊器放在枕边…… 孙子参加高考时,曾传兴特意让老伴儿多炒了俩菜,面对儿子,试探着问:“要不,让这孩儿也考医学院校?” “中!”曾继明不假思索。 父子俩一拍即合,也为晏岗村村民带来了期盼和希望。也许,要不了几年,在崎岖的乡野路上,将有一个新的“两轮120”奔驰往返,那将是曾家的第三代乡村医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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