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林语堂先生的说法，幽默就是要有幽有默，“愈幽愈默而愈妙”。譬如林黛玉打趣贾宝玉。《红楼梦》第三十一回：宝玉对袭人笑道：“你死了，我作和尚去。”黛玉将两个指头一伸，抿嘴笑道：“作了两个和尚了。我从今以后都记着你作和尚的遭数儿。” 宝玉听了，知道是点他前儿的话，一笑便罢了。

　　但如果有幽无默，或幽而不默，彼此缺乏互动和默契，或幽而不庄重、不严肃，失了分寸感，或玩笑过了头，那便失了幽默的趣味儿。

　　越剧《十八相送》里，祝英台用“芍药共牡丹”“配鸳鸯”暗示不灵后，又借一对大白鹅说事：“雄的就在前面走，雌的后面叫哥哥。”梁山伯：“不见二鹅来开口，哪有雌鹅叫雄鹅?” 祝英台：“你不见雌鹅她对你微微笑，她笑你梁兄真像呆头鹅。”梁山伯：“既然我是呆头鹅，从今你莫叫我梁哥哥。”——一个用心良苦，一个全然蒙圈!也难怪，称兄道弟同窗三载，谁能想象对方竟是女儿身?这要是有幽有默便有点邪了，但戏剧要的就这效果。

　　林语堂在武汉编《中央日报》时，曾就男女问题以“毛驴”为笔名与一位署名“小鹿”的作者发生笔战。“小鹿”褒女贬男，“毛驴”则反之，笔战激烈，一时纸贵。当时副刊编辑是时有“副刊大王”之称的孙伏园，为了结束这场笔战，他特邀“小鹿”与“毛驴”在河口东宴楼相会，谢冰心也被邀作陪，彼此欢饮之后，同意息兵。第二天，孙伏园特于《中央日报》副刊作了一则启事：“男女之争，已于鹿驴交欢声中化除矣!”“小鹿”原是一位小姐，见到这则启事大为恼怒，发誓再不为该报写稿——本来好好的，因孙大编玩过了头，闹了个不欢而散;而在林语堂这边，自然少不得“会心的微笑”一下，倒是有幽有默。

　　传说古代有位秀才，自恃才高，喜欢卖弄。有一天，他和朋友在酒楼吃饭，看到一位女子领着两个孩子经过，于是就起了戏谑之意，便对着女子说：“一羊引双羔。”没曾想这回他遇到了对手，女子瞥了一眼吃饭的俩人，回了一句：“两猪拱一槽。”秀才讨了个无趣，害得跟他一起吃饭的朋友也无辜挨损。

　　国学狂人黄侃，学问大，脾气大，性格怪，人称“黄疯子”。他反对胡适的白话文运动，也反对西学，因此跟胡适不对付，逮着机会便作践他。胡适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久未完成。黄侃在南京中央大学讲课时便说：“昔谢灵运为秘书监，今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问其故，他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 这般胡溜八扯还不算，有一次他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便举例说：“若胡适丧妻，用白话文报告消息，其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十一字之多。如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四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为人温和的胡适知道黄侃的疯劲，除了偶尔接他两招，并不真跟他计较，虽然有时被气得要死。

　　张作霖捉弄日本人的幽而不默，在国人看来无疑幽默得很、快活得很。因为常和日本人打交道，张作霖便学了几句寒暄用的日语，但据说他只学了三句：“阿里安多”“巴格牙鲁”“沙约娜拉”，即“谢谢”“混蛋”“再见”，这原也没什么，关键是他经常半真半假地用错地方，弄得日本人尴尬又无奈、敢怒不敢言。一次，日本人请张作霖写字，张的书法不怎么样，但还是写了一幅条幅，写完后落款：“张作霖手黑”。副官提醒他，应该是“手墨”，“黑”字下边还有个“土”。哪知张作霖大声说：“我张作霖就是不愿意把寸土送给日本人!”

　　人拿自己开涮，或对自己嘻哈一点，自然是讨人喜欢的。韩愈赠诗好友刘师服：“羡君齿牙牢且洁，大肉硬饼如刀截。我今牙豁落者多，所存十余皆兀臲。”刘师服看了肯定很受用。启功先生是清朝皇室之后，曾一度不受待见，说的话也总遭人质疑，故而每次讲话之前，他总是以一段自嘲作开场白：“本人是满族，过去称胡人，因此在下所言，全是胡言。”听者会心，一笑便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