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朱一之(右)拜访吕叔湘先生

　　朱伯伯名叫朱一之。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八年，他在河北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时，与家严、家慈是同学，但比他们高两级。从河北师院中文系出来的人，后来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不多，像朱一之这样取得相当成就的人，就更少。

　　帮我渡过生活上的一次难关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这个时候，人往往容易忆旧，会想起过去的人和事。朱伯伯就是其中之一。

　　一九九五年春节之后，我搬到旧鼓楼大街30号住。此前，我在《光明日报》记者部的一个办公室里栖身。这年开春，光明日报编辑部的办公区要大改造，改成“大平面”，各部门都集中在一起。我也就没法再在办公室将就容身了。这时，表哥福全有个亲戚，住在旧鼓楼大街，说他院子里有个住处。

　　这是一个老北京的大杂院。给我住的，是这个院子原来的厕所，在院子的东南角。面积很小，南北只有一米半宽，东西不到三米长。那几年北京老城区改造，把大杂院里的厕所都改到了街上，或者胡同里。这样，院子里就新腾出一个小空间，填平地面，简单修葺之后，大家觉得就可以住人了。因为房间面积偏小，要顺着摆床，小屋就都占满了。所以，在小屋的最东头儿的里头，冲着南墙挖出半米深的一个洞，有一人高，这样，床就可以横过来，床脚可以伸进洞里;腾出来的空间，就可以摆一张小写字桌。据表哥的这家亲戚讲，在我住进来之前，是一家三口住在里面。女的是外省考进北京的大学生，毕业后留在北京一个中学当老师。一家人，女教师和小孩挤在单人床上睡，丈夫睡在桌子上。这样一个开间儿，月租是50元，当年10月份涨到100元。——我当时的工资是300元不到。

　　院子还算干净，但院子里的男女老少要用“化妆间”，都要先出屋门，再出院门，再穿过旧鼓楼大街到路西边，再往南走几十步。不论刮风下雨还是下雪，不论白天或者半夜，都必须这样。但这不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夏天偏热，冬天偏冷。小屋没有窗户，夏天闷热难当。门是一扇很薄很破的木门，漏风。屋子里没法生炉火，更不要梦想什么暖气，入冬之后，冻得无法入眠。而且，每夜熄灯之后，老鼠就出来逛街玩耍，在顶棚和床下乱窜，让你既惊且烦。

　　刚搬进时，虽然也冷得难受，但不久就春天了。到这年入冬后，我真有点儿发怵，不知道这个漫长的冬天如何挨过。院子里美丽的雪花漫天飞舞，屋子里白色的恐惧冰入骨缝。

　　十二月中旬，朱伯伯知道了我这个情况，说他夫人郑金羽有个亲戚，刚另分了房子，旧房子可以迟些时候交，暂时可以让我住过去，挨过这个冬天没问题。我当然喜出望外。这处房子在四季青乡，就是如今世纪金源“烧瓶冒”(shopping mall)的所在。当时四周还都是村落。从这里到虎坊桥上班，要倒三次车，单程要两个小时。这是两居室，北边房间有块玻璃破了，冬天会有冷风往里灌——好在关上北房的门，这边房间的温度还能维持，因为屋里有暖气。尽管有这些不便，但是和旧鼓旧大街的开间儿比，都是白璧微瑕了。

　　这是朱伯伯帮我渡过生活上的一次难关。我一直感激他和郑阿姨。

　　编纂《吕叔湘全集》时，吕先生点名请朱一之作为四名编者之一

　　朱伯伯名叫朱一之。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八年，他在河北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时，与家严、家慈是同学，但比他们高两级。从河北师院中文系出来的人，后来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不多，像朱一之这样取得相当成就的人，就更少。他大学毕业后就留校工作。一九五八年，河北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和历史系从天津迁到北京和平里，并入“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朱一之也随学校到北京。这个大学的地点，就是后来北京中医学院(现在改叫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校址。

　　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一年底，有两年时间，朱一之被派到越南教书，一是河内外国语学院，二是重工业部中文学校。回国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进修班进修一年，当时主其事的是何其芳。在这进修班上，他有机会听了王力、唐弢等不少名家的课，眼界渐开。一九七二年四月到一九七五年一月，他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北京语言学院学习西班牙语。随后，就调到北京语言学院。一九七八年四月，他在北京语言学院主办学报，也就是《语言教学与研究》，从此，与这份杂志结缘，任这个杂志的副主编和主编六个年头。在八十年代，朱一之还有两次较长时间的出国任教，一次是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在墨西哥城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一次是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在意大利罗马大学东方学院，都是整两年。

　　朱一之发表文章较早，一九六四年的《北京日报》《天津日报》上就有他的文章。他后来的文章多与语言学有关，特别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结合教学实践，有不少文章。他编著有《现代汉语语法术语词典》《中国人的体态语》《外国人学汉字》等，选编《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现状和回顾》《对外汉语教学论集》《语言教学与研究》等。

　　从一九九○年到一九九四年退休，朱一之任北京语言学院图书馆馆长。这期间，他做了不少实事儿，撮其大者，我知道的就有，一是主编《中国语言学家文库名录》(一九九三年九月)，收集整理全国当时800余位语言学家的资料;二是在图书馆设立“中国语言学家文库”;三是创立“吕叔湘捐赠图书室”，接收吕叔湘私人所藏的语言学方面的专业藏书，并加以系统整理、研究，向研究者和读者开放，并且组织编写出版《吕叔湘著作年表》。

　　据朱伯伯讲，他有次看望吕叔湘先生，说到图书馆的事，吕先生说他在英国留学期间也曾在图书馆工作过，说这是一个好地方，可以看很多书，长很多知识。“办好一个馆不容易，你们应该办出点特色来，让大家受益”。——吕先生这句话，使朱伯伯下决心在图书馆设立“中国语言学家文库”，专门用来收集、整理、加工、保管中国语言学家的著作，并对外开放。

　　后来，朱一之在一次会上见到了胡明扬先生。胡先生是朱一之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文学理论时的语文系的老师。他告诉朱一之：吕先生封笔后考虑藏书的处理问题，并说已有几个方案，你们要是能接收过来再好不过了。当时，语言学院新馆已经落成，朱一之觉得，如果能把吕先生的书接收过来开辟专室陈列，既丰富了“中国语言学家文库”，又能为更多的人提供阅读和研究吕先生语言著作的机会，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他就把这一信息和想法汇报给了院领导，得到了支持，于是朱一之就和语言学院领导一同拜访吕先生。吕先生答应得倒也爽快，说：“我留着也没用，你们拿去可以让更多的人看。书，就是让人看的。”事后，朱一之代表图书馆，向吕先生表示要付一定报酬，但吕先生不要。

　　吕叔湘先生蜚声中外，但生活极其简朴，穿的还是六十年代的卡其布制服，住的是从未装修过的五十年代的旧房子，室内陈设也非常简单。吕先生过去的一些稿费，他拿出来做了青年语言学家奖金，他自己出版的全集，稿费据说又是分文不取。吕先生给语言学院图书馆的书有近千册，尤其是他本人的著作或译著，从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都极其珍贵。为了答谢吕先生，朱一之与图书馆作出决定：一、整理印刷吕叔湘赠书目录;二、编写出版《吕叔湘著作年表》;三、在馆内开设专室保管、展览这些书籍，以作为永久性的纪念。在展室命名上，起初朱伯伯他们提出标出“吕叔湘”三字，吕先生也坚决不同意，说：“你们不是在害我吗?这会招人骂的。”

　　后来，编纂《吕叔湘全集》时，吕先生点名请朱一之作为四名编者之一。

　　因为朱一之主编《语言教学与研究》这份语言学界的名刊多年，与全国语言学家、特别是老一辈语言学家关系密切。我曾请朱伯伯把吕叔湘向北京语言大学捐书的事写成文章，发表在一九九六年四月十四日《中华读书报》。一九九八年四月九日，吕叔湘先生去世，也是朱伯伯最先告诉我消息。

　　朱一之当图书馆馆长时，还有一件趣事。那年图书馆新馆落成，开会庆祝，请了语言学界一些老学者。照相时，大家谦让，胡明扬、李行健等人说，就按年齿，年长者坐前排中间。当时在场的，张志公最长。可是还没站好，吴宗济来了，于是大家让吴先生。正说着，周有光先生又来了，周先生生于一九○六年，比吴先生还长。还在谦让时，盛成来了，大家又把盛先生让到中间。

　　经他的介绍，认识、采访了盛成和张清常两位老先生

　　记得我来北京，第一次去找朱伯伯，是我到光明日报的工作落实前后。此前，父执白玉民给朱伯伯写了信，他们俩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年在获鹿初师就是同学，关系更近。

　　第一次见面，朱伯伯和郑阿姨就留我吃饭，做了一桌子丰盛的菜，还开了一瓶红酒，对我有说有笑，问寒问暖。虽然是老同学的儿子，但他们对一个陌生的小青年，如此热诚，并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以后来往渐多，朱伯伯关心我的生活，对我的工作，也有许多帮助。比如，我就是经他的介绍，认识、采访了盛成和张清常两位老先生。

　　在我近三十年的记者生涯中，盛成是我见过面的年尊最高的人。他出生于十九世纪，一八九九年，十二岁入同盟会，是“辛亥三童子”之一，受到孙中山赞赏。一九一九年在长辛店京汉铁路事务所工作时，他组织工会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参加“五四运动”。一九二○年，盛成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七年毕业于蒙白里大学，获高等理学硕士，同年被聘任为巴黎大学主讲教授。盛成一九三○年回国，“一·二八”后，任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八·一三”事变后，曾任上海各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总干事，第二年在汉口参加筹备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被选为总务部主任和常务理事——这是作为革命家的盛成。作为文学家，盛成一九二八年用法文发表传记体小说《我的母亲》，在法国赢得文名。当时的法兰西院士、大诗人瓦莱里为此书作序，长达万言。此书轰动法国文坛，后来被译成十六种文字。戴高乐、罗曼·罗兰、居里夫人、萧伯纳、罗素等，都因为这本书与盛成结缘。一九六六年，他再度赴法国，从事研究，在巴黎讲授《易经》。一九七八年，盛成回到北京，在北京语言学院任一级教授。一九八五年，法国驻华大使代表总统密特朗，向盛成颁发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这样一位革命老前辈，文坛宗师，同尼赫鲁、胡志明讨论过问题，与毕加索、海明威一起参加过“达达运动”的人，以前只听说过，并无拜识的奢望，是朱伯伯知道我当记者，要采访老学者、老作家，就帮我联系——因为他们都在北京语言学院工作，比较熟。那应该是一九九六年一月十日左右，红娟听说我要去见盛成老先生，踊跃报名，我们就一起去的。后来稿子是红娟写的。她文笔清秀，短短几百字，把盛先生的神采都写出来了。这篇“人物故事”，题为《耄耋“骑士”盛成》，登在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七日《中华读书报》头版。照片，是陆中秋另约时间，过了几天去拍的。那一年，盛成老先生九十七周岁。

　　采访时有个细节我一直记得。盛先生晚年由他夫人照顾。他夫人那一年已经八十岁往上。采访结束，她送我们出门时说道，他们现在年纪都太大了，她怕自己走在盛先生前面，盛先生就无人照顾了。说着，盛夫人落了泪。

　　和张清常先生的来往更多一些。张先生也是一位大学者。他一九三四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以十九岁的年纪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师从赵元任、罗常培、朱自清、杨树达等。一九四○年在西南联大任教，是当时联大最年轻的文科教授。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七年，他在南开大学任教，当过中文系系主任，兼任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教授。后来，张先生曾去内蒙古大学工作，任中文系主任。一九七三年，调回南开，一九八一年，到北京语言学院工作。张先生长期从事汉语语音史、词汇史研究，在语言学界享有盛誉。他的著作都是比较专深的学术著作，如《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语音学论文集》《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北京街巷名称史话》《尔雅一得》《战国策新注》等。张先生在教育史上还有一个了不起的事迹。西南联大校歌，是由北大的冯友兰作词，清华的罗庸作引曲，而校歌的谱曲者，就是精通音乐的张清常。

　　因为有南开的一层关系，我在南开上大学时，就听不少老师提到张先生。但能和他见到面，也是因为朱伯伯帮助介绍、联系。

　　退休多年，没有什么功利目的地做了这样一件事

　　朱伯伯淡泊名利。一九九四年，李行健先生率语言学家代表团赴台湾，与台湾学者讨论几十年来两岸语言形成的差异，他们与台湾语言专家商定，要合作编写《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这件事的意义，自然不待多言。一九九六年秋，参与其事的朱伯伯告诉我，编纂词典进行到最后阶段，快要出版了。这部词典，台湾方面负责人是台湾中华语文研习所所长何景贤。朱一之是北京方面的编辑部主任，做了不少实际工作，但在我采访中，他坚持不露自己的名字，只让我采访语言大学校长杨庆华、副校长崔永华，以及何景贤等先生。我就此采写的文章《词语差异困惑两岸 华人汉语当然一家》，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报纸发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早上六点半的“全国报纸与新闻摘要”播发。这部词典，一直到二○○三年下半年才出版，距离我那篇报道，已经过了七年。

　　朱一之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日生于河北省获鹿县马山村，二○一七年十月二日，在北京病逝。朱伯伯一生，游历欧美亚非几大洲，结交国内一流学者，眼界比他的同龄人要开阔许多。晚年，他思想开放，对自己的一生，和他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也多有反思。他前几年曾写过一首打油诗，总结生平，说到：“生在乡下，父母为农。自幼念书，小中大本。任教学校，亚欧拉丁。身为党员，对党忠诚。历次运动，充当先锋。唯有‘文革’，甘愿居中。改革开放，喜见光明。”他待人热诚，对生活充满热情，喜欢旅游和摄影。他喜欢接受新事物，很早就使用微信。他身体也棒，八十多岁，还能一周游几次泳，一次游五百米。

　　朱伯伯研究“体态语”时间比较长，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他以笔名朱贯，在《学汉语》杂志上连载《汉族人的体态语》。所谓“体态语”，指的是传递交际信息的表情和动作，比如，“叉腰”、“冷笑”、“眯缝眼”、“拍胸脯”，还有“唾面自干”、“笑掉大牙”、“大眼瞪小眼”等等。体态语表现力丰富，是汉语的一大特色，但专门研究的人并不多。朱伯伯退休后，继续这方面的研究，他编著的《商务馆体态语小词典》二○一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李行健先生称此书“有开创之功，填补了我国语言学中这方面的空白，其独创性和学术价值及在汉语国际推广中的作用都是不言而喻的”。此书出版后，朱伯伯并未满足，而是真的像李行健说的，“鼓起余勇，再接再厉，继续搜集扩充”，在《商务馆体态语小词典》基础上又搜集了大量语料，补充修订。作为一个退休多年的学者，没有什么功利目的地做这样一件事，只能说明朱伯伯对学术的真诚与执著。这个去掉“小”字的《汉语体态语词典》，增加了将近一倍的容量，二○一七年八月由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只可惜，新书出来，送到朱伯伯家时，已经是二○一七年十一月，他已经去世一个月了。